司法能动主义要求司法同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要求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在具体司法方式、司法措施上也更加贴近于社会现实，贴近社会公众的要求。
[50]王旭：《人口战略的多维法治透视》，载《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5期，第122页。当然，从新时代生育权的实践目的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应该提倡生的自由，而生的自由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提供相应的条件，这就涉及到作为权利对应面的外部的国家职权、职责。
另一方面，伴随着生育技术革命和生育理念更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单身女性生育权保护、监狱服刑人员生育权保护、配偶间生育权冲突以及生育权的司法救济等问题，亟待学界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注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但是，由于生育自由与计划生育政策始终无法完全弥合两者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该法中的计划生育概念，很难诠释出完全地鼓励生育甚至实现生育自由的意涵。生育权中的育，是指出生行为完成后，紧接着进行的养育的行为，某种意义上还是出生行为的延续。[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 gov. cn/zhengce/content/2022-08/19/content_5706022. htm, 2022年9月9日访问。
特别是1954年宪法实施以来发展逐步成为国家主旋律，1982年宪法更加突出发展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繁荣和人民美好生活的特定价值。[40]参见陶鹰：《从国际视野看鼓励生育》，载《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年第11期，第37页以下。这种法教义学的使命在于，技术—建构式地（或概念—体系式地）处理现行法，或者说科学、完整地探查实在法素材，并且通过概念来逻辑地把握这些素材。
教义学体系化的重要标志是对具体教义原理之共同部分的归纳和提炼。至于是实体法优先还是程序法优先，是公法优先还是私法优先，在西方和中国则有不同。必须看到，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和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学者或实务界的人士，对人格权益进行保护的价值判断结论并不会因为人格权是不是要独立成编而存在差异。由此，只有立法者才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法律创造者，学者只能为立法提供辅助性工作。
他们的理论旨趣并非纯历史性的，毋宁更多在于通过罗马法而超越罗马法，借由对罗马法的研究揭示出法的一般性原理和结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一般性，二是作为知识整体的体系性。
一种是《法学阶梯》体例。（二）法典之争与政治角力 法典的编纂过程往往充斥着（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观点的争议，而观点分歧的背后通常是各种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角力。法典的使命是对此前的法学家法的发展进行总结，并在此过程中作必要的变革。他猛烈抨击基督教的家庭观念和民法草案的个人本位，竭力维护日本固有的家长权观念和家族本位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民法典编纂，经历了从师法苏联民法到探索本土民法典体系的历程，目前，我国的《民法典》总体上仍继受了潘德克顿体系，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结构。从耶林的目的法学到黑克（Heck）的利益法学再到评价法学，逐步确立起了双重法律体系的观念：法律体系既是概念—规则的体系，又是价值—原则的体系。明治政府推行法典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修改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达到脱亚入欧的目的。在法典编纂过程中，至少要遵循四种逻辑：一是语言逻辑，即法条表述在语法上要正确。
第二卷分为四编，分别规定财产的分类，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以及役权或地役权等方面的内容。进言之，法典也是完成从自然民族（Naturnation）到文化民族（Kulturnation）演化的标志，意味着特定民族在法律上的成熟。
由此，除了注释法典，学者只能就立法提供学理建议，但学理建议并非法律。二是论理体的法典依托于教科书体系编纂。
法典化，就是一个合众为一或者说集众意为公意的过程。例如，《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编）第二章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中国的《民法典》一方面回应了时代之问，也就是面对21世纪的问题。将这种中国特色的继承形式上升为法律规定，并不违反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则，也符合继承制度的基本逻辑框架：将继承分为有继承人的继承与无继承人的继承，前者包括法定继承和意定继承，后者指的是遗赠，又包括无条件的遗赠与附条件的遗赠（即遗赠抚养协议）。如在当时，财产都是家产，家长独享所有权，家族成员没有财产权，也无通过契约转让财产的权利。上述三种体例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都需要解决各自所面对的实践问题。
这既是文化层面上的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冲突，又是政治运动层面上的普世主义与国萃主义、现代化与传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之争。而法律统一功能将强化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主义，实现法律的国有化。
总之，法典化时代虽然并没有取缔习惯规范和学者学说本身，也就是说在内容层面上维系了法律多元主义的格局，但它在效力层面上却终结了诸法自立的状况，使得法典成为所有其他规范的效力来源，从而形成了一种诸法归宗的局面。二、法典化的政治视角 法典是政治的产物。
（一）作为教义学结晶的法典 法典化与法教义学密切相关，可以说，法典化的历史就是其法教义学的历史。就像日本明治时期的司法卿大木乔任奏请刑法修改之议时所说的：法律乃治国之重器，安民之要具。
法典就是法教义学发展（暂时的）终点。后者则通过抽象化来一再获得更一般的概念，它以加减法为基础。而其中，《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成为有竞争力的不同典范。这不仅体现在，这场争议并不限于学界，而同样发生于朝堂（议会和政府），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成立法典调查会进行民法修订起草），最终在国家层面得以终结（1892年帝国议会颁布《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实行法律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最后，法典化弘扬着特定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是政府和国民的共同悲愿，但是当时传统政治借由封建伦理习俗的外衣仍有其强大的力量和惯性。
所以在近代早期，更新策略的法典编纂与统一策略的法典编纂往往是交杂在一起的，法典化过程同时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或建构过程。像《普鲁士一般邦法》《法国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这些法典在实质上包含着以制定法形式存在的法学家法，它们是法学家法的法典化。
在他看来，科学法就是法学家自己学说的直白记述，是采取一种独特的概念的谱系方法来获得的、基于法的内在理由推演出来的科学的法学家法。对于尚未达成共识的新型权利，不妨暂时以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来对待为好（如个人信息权益）。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三）法典的逻辑与经验 除了法典的体裁和体例外，法典编纂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逻辑和经验的关系。一方面，到19世纪末，古典的法典编纂已然受制于那些逐渐改变法律与社会秩序的新力量，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解法典化与法典的重构运动。可见，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主要是一种从先验预设的概念、范畴或原理出发进行严格合乎逻辑的演绎推导法。
二是一改将人法置于篇首的做法，而将债权法置于首位。由此，总论—分论的基本构造就成为教义学知识体系化的基本标志，而进入到法典化时代之后，总则—分则的构造也相应成为法典科学性和体系性的基本标志。
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法典体例虽非完美，但却积极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用拉邦德（Laband）的经典表述来说就是：某个特定实在法教义学的科学任务在于法律适度的建构过程中，在于从个别法条回溯至一般概念以及从个别概念推导出结论的过程中。
而这里所谓学术法，就是特指基于罗马法的继受而形成的欧洲共同法，尤其是经由潘德克顿学派的概念和学理加工后的法教义学。在没有设置通则的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各编，也都设置了一般规定部分。